古埃及有悠久的军事史。埃及历史上历次王朝更替大都是以大规模战争导致的。在二十王朝以前，埃及帝国连续三千多年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埃及十八王朝即使在灭亡时还拥有十几万正规军，历史上和周边地区不断有军事摩擦和对外征战。
此外埃及在古王国时期就出现了管理武器、部队补给和防御工事的后勤部门--“军械院”。在军事发达的新王国时期，军队则发展分化为步兵、海军、战车部队。全国步兵分几个军区（称“梅沙”），以埃及神只的名字命名，之下设连队、排、班等，层层组织。新兵一般从埃及和埃及的殖民地征集，进行统一的训练，退伍的老兵则受到政府的厚待，例如发放土地、奴隶和牲畜等。埃及还设有常备军，主要负责法老和王宫的安全，相当于法老禁卫军。
中王国军事：在兵制建设上，古埃及在中王国时期有一个从民兵到常备军的发展过程。最初，中王国的民兵队伍的招募，由“军队录事”负责。据第12王朝的一个纪念碑文记载，“皇太子”作为“军队录事”在提尼斯州募兵，其比例是每1000名男性居民中招募10人。
被招募的士兵，通常补充到州长管辖的地方部队中。每个州常达800--1200人，在军事作战时，州长率领这些地方军，加入王家军队，听其指挥。另外，中王国时期从努比亚招募雇佣兵，而且数量不少，在军队编制中另入雇佣兵系列。在中王国时期，国王建立了常随自己身边，
保护自己的近卫队。长期服役的常备军就是从这种近卫队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常备军的扩大，以前战时临时招募的民兵逐渐被定期在各州招募的由新兵组成的专职军队所代替。新兵受州长和专门军官的领导。
中王国的统治者们一方面注重对外征伐侵略，另一方面又下令全国大兴土木，修筑防御工事，加强国内重地和边疆要冲的防卫。国内要地的防御工事主要在首都底比斯和北方重镇孟斐斯一带。
北方防御工事主要对付亚洲人的入侵，数量不多，而重要的防御工事集中在南方，主要在第一瀑布和第二瀑布南北一带。南部第二瀑布地区的塞姆拉之间，沿尼罗河两岸埃及人建有一系列堡垒，形成保卫埃及的三道防线，又是南侵努比亚的兵站基地。
新王国军事：新王国时期每一个军团都由数千名士兵组成，典型的军团构成是：每个军团有800--2000名步兵和200--400辆战车；一个军团被分成10个营，每个营有100--300名战士；一个营还可以细分成由50人组成的两个连；连下面的单位是排，一个排有20人；而最小的单位为小队，10个人为一个小队。
此时埃及帝国已经拥有接近8--10万以上且训练有素的常备军。即拥有非常庞大数量的常备军，其军事文明之先进，可见一斑。
许多特殊的部队也在这个阶段逐渐形成，比如使用厚盾、攻城槌的部队；成鱼鳞分布排列的梯队；地道的先锋队。当埃及再次征服了努比亚之后，库什重击部队和努比亚弓箭手军团也再次回归埃及武装力量。
埃及帝国对西亚的军事征服：新王国时期的法老身边也聚集了一大批以前御驾亲征一起战斗过的老将来维护他自己的王位和人生安全。
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埃及需要更多的军人。于是，埃及人开始将那些囚犯也编入了军队之中。
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在位执政期间对外扩张的重点是西亚叙利亚的诸城邦。在首战告捷之后，又花了近20年的时间反复多次征讨，才最终确立了对叙利亚的统治。
随着图特摩斯的威名渐行渐远，越来越多的国家向他称臣纳贡。他的舰队同样所向无敌，东地中海成了他的势力范围，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都在他的海上帝国之中。
向北扩展是他的战略重点，但图特摩斯也没有忘记埃及以南的热土，尽管这些地区的文明程度稍逊一筹。南方的边界在图特摩斯时代被推进到尼罗河第四瀑布（今埃塞俄比亚境内）。
为了巩固新征服地区的统治，图特摩斯三世在西亚驻扎精悍的军队，并派驻总督进行治理，同时也利用当地王公进行统治。每征服一国，他便将其王公的子弟带到埃及，一方面作为人质，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接受埃及的教育，培养对埃及的感情。这一招为世界各地的征服者所惯用，而图特摩斯三世显然为原创。
图特摩斯三世去世之后，他的前三个继承者继续保持了埃及军事上的强势，但只限于巩固祖先留下来的成果，而鲜有扩展。图特摩斯三世创造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埃及。
此外重甲骑兵的出现最早是在拉美西斯二世在位统治时期，为了对付马拉战车，重甲骑兵被埃及军队普遍采纳。然而，直到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才真正地将这些骑兵的力量全部发挥出来。
古代埃及是重视贸易的国家。埃及国家地理环境处于亚非枢纽，负责了对亚洲和非洲的贸易中介，很快成为一个着名的贸易中转国家和着名的加工业国家。
埃及已知最早的贸易发生在前王朝时代内部。已发现涅伽达时代的一些绿松石、青金石、玻璃珠等当地无法产生的奢侈品，这些物品必定是被当地人从其他地区购得，而支付的用品，最可能的就是当地盛产的黄金。
在古王国时代，埃及的农业和畜牧业以及手工业已经开始普遍发展。随着大量土地的开垦和农耕技术的发展，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埃及人在较早的时间就积累了充分的剩余产品。经历数百年发展后，埃及文明已经由简单的自然经济过度到了更复杂更进步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形态。因此，各地间剩余产品的交换成为了必然。而埃及的统一甚至使海外的贸易也成为了一种可能。
在资产的基本时期，谷物作为埃及产生量较大的货物，又有其消费的利用价值，还拥有同一样式和通用的流通手段，很有可能作为一种交换的媒介。
埃及的壁画是一种可靠的资料记载。
新王国时期，与以往相比最显着的特征是在存档工作、契约、统计表、征兵表、命令、备忘录、税收表、书信、流水帐、清单、规定、案件副本等方面都需要记录。这种记录工作的完善是国家控制强化的标志，同时也显示了新王国政治秩序的进步，国家统治的有序。
与埃及贸易相关的是货币问题，当时没有硬币，但埃及人有自己的一套完善的交易制度，金属和谷物等媒介物被用一种“公正度”来定价。根据其重量来估计其价值，单位是德本，大约等于今天的91克，其中官方似乎发行一种金属块，每个价值十二分之一德本，这种金属圆环有人称之为“实际的硬币”。
在新王国早期，埃及的银金比价是1：2，而这个价值在后期被慢慢缩小以至于颠倒了过来，所以早期的白银是很值钱的。铜的价值一般只等于白银的百分之一，以德本为单位。而铜于谷物的兑换值一般是在2德本换一卡尔一袋这个标准上。
但是埃及人一般不用这种金属圆环，而是更多的使用金属原料，以及一些日常用品来支付，他们用已有的货币价值来估计货物的价值，再以同等价值的货物交换。
到第26王朝时期，古埃及的货币已经逐步具有后世货币的主要职能，而交易中的贵金属可能是由国家统一冶炼的，从而保证贵金属的价值。这为埃及铸币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在第29王朝时期，埃及人仿照雅典钱币进行铸币。第2代法老哈考尔是埃及铸币的先驱，在引进雅典的钱范基础上铸造了第一批埃及铸币。但铸造的钱币在重量、币面图案以及成色方面，与雅典钱币几乎完全一样，还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埃及铸币。
第30王朝时期，埃及人铸造的钱币逐渐埃及化，出现了真正的埃及铸币。第1代法老和第2代法老的铸币，在图案与文字上加入了埃及文化元素。
到新王国末期，埃及的货币具有明显的金属化发展态势，白银逐渐变成钱的代名词。与此同时，贵金属可能具有了货币的支付功能，一封书信提及用法老国库中的黄金来交税。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在婚约、借贷契约、租赁契约、买卖契约中，往往会出现“称出银子”这样的表述，这表明银子此时可能具备了货币的支付手段这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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